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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限制责任条款解释刍议
发布日期:2013-09-29 发布人:管理员

 

        
一、缘起
20101126,我市某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员X某将行人甲男和乙女撞成重伤。事故认定X某承担全部责任。X某在R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15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
20111026,行人甲男和乙女起诉到D区人民法院要求R保险公司和X某赔偿其人身伤害的损失费用。2012116D区人民法院判决R保险公司和X某承担赔偿责任,其中R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范围内限额赔偿12.2万元,超过交强险部分的费用由X某承担,赔偿15万余元。共计赔偿行人甲男和乙女27万余元。
嗣后,X某依照与R保险公司签订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要求R保险公司理赔未果,遂向D区人民法院提起保险合同纠纷诉讼,要求R保险公司赔付其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支付的赔偿费用(特别是医疗费用的部分)。R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有限制责任条款的约定,不认可全部赔偿医疗费用进行抗辩。D区人民法院认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中的限制责任条款无效,裁判R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合同范围内赔付X15万元。
我市今年以来,类似的保险合同纠纷呈现明显上升态势。不仅投保人对承保的保险公司拒赔的意见上升,而且严重影响司法审判工作,浪费了部分司法资源。
车辆保险纠纷中,车辆保险中限制责任条款的解释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对于保险合同该条款的解释是问题的焦点。笔者仅以此文为切入点,展示审判实务中对于上述条款的解释和适用。
二、合同条款解释规则
合同解释的方法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目的解释、限制解释和扩张解释、历史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等等。
在具体案件实务中,无论采取何种解释方法均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笔者认为能够妥当的规范对于合同的解释的规则有:
1、清晰文本本身无须进行解释;就是说文本本身的含义和界定是清楚的,没有歧义,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必要进行解释。这是罗马法以来的一项重要原则。
2、忠于文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要忠实于文本本身,任何解释方法的运用应当以文义解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即使是运用目的解释和填补漏洞方法。
3、进行价值判断;解释本身是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不允许处于纯粹的主观判断和任意的解释,应当实现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结合,对处于冲突中的各个价值作出妥当的取舍或是确定必要的顺位。
4、诚信原则;
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条款的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适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款对于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解释的原则进行了规定。笔者认为对于合同条款的解释不能够脱离《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的基本立法精神。
此外,《合同法》第39条对于格式条款中限制责任的说明和《合同法》第40条对于格式条款中的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明确的规定了无效。
笔者认为保险合同是合同的一个重要类型,其条款的解释应当遵循合同解释的基本规则和《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的规定原则。同时,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其条款特别是限制责任条款的解释还应该遵循《合同法》第39条、《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原则。
三、保险合同限制责任条款解释
保险合同作为一类特别的合同,其条款的解释除了前文所述的规则之外,最重要的是体现在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海上保险法,主要适用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如实的告知和陈述义务方面。当代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不仅仅包括前述的内容,涵盖了保险合同签订和履行的全过程,包括提示、说明、告知、通知、协助和禁止反言等义务。保险法上的最大诚信原则已经于民法的诚信原则相融合了。
《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不仅仅明确规定了被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还对免责条款的效力进行了规定,是最大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对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一种保护。
有学者认为,《保险法》第17条第2款仅仅是对免责条款进行了的规定,不包括限制责任条款。限制责任条款仅仅是作为一般性保险责任范围条款。笔者认为限制条款具有免责条款的性质,对于免责条款宜作扩张解释,《保险法》第17条第2款中的免责条款的内涵不仅仅是免责本身,还包括限制责任。换句话说,限制责任条款应涵盖于免责条款之内,应认定为免责条款。从国外立法例来看,英国就是将限制责任条款归入免责条款之中的。
保险合同限制责任条款解释不仅适用最大诚信原则,还要对保险合同中的疑义条款实行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原则。《保险法》第30条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一规定是合同条款解释原则在保险合同中的体现,也是对疑义不利解释规则的具体规定。
疑义不利解释规则源于罗马法,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将其作为合同解释的重要规则。笔者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合同,比如对于“心肌梗塞”这一平常人群认为是重大疾病的病症,保险合同对其却是有限制性定义的,不是所有的“心肌梗塞”都属于保险合同中的重大疾病的范围。因此,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特别是免除和限制责任条款,如果保险人未履行《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说明义务,同时,对限制责任条款存在理解的歧义时,应该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且是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201111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文件第24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等,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仍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内容对于疑义不利解释的规定有利于在审判实务中指导案件的处理。
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案件中,案件承办法官运用了最大诚信原则和疑义不利解释,做出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裁判。
笔者认同这样的裁判结果。对于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受害人发生的医疗费是否要全额理赔问题,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存在严重的分歧。只要确因事故而产生并且是抢救受害人本身的合理必要费用,作为保险人的R保险公司应全额理赔,而不应该区分是否属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核定范围以及有国产药品和器械与进口药品和器械的区别。
申言之,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审判实务,对于保险合同限制责任条款的解释适用最大诚信原则和疑义不利解释规则,是对非格式合同制定者的合理期待的保护。
三、结论
在理论界,对于限制责任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的范畴还存在分歧。需要通过审判实务的层面做一种有益的推动。笔者认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文件第1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除外责任”及其它有关免赔率、免赔额等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就是非常有益的开端。
在保险界,无论是各大保险公司现行的商业险的条款本身,还是2012年由保险行业协会公布的商业险示范条款,均没有将实务中存在的限制责任条款归纳到责任免除项下。这样就容易造成分歧。不仅不利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障也不利于保险人权益的保护。
对于限制责任条款的解释不应将衡平权利的砝码完全投放在天平的一端,应当综合运用前述的规则。毕竟,对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并不是代替当事人重新签订合同。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著,《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任自力、周学峰著,《保险法总论------原理、判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薛华业编著,《商业保险指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