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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
发布日期:2013-10-11 发布人:管理员

 

[内容提要]
《人民调解法》和最高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司法确认制度,作为调解制度和诉讼制度效力的衔接,不仅是司法改革最大的亮点,还赋予了非诉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增强了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然而轰轰烈烈的大调解运动要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目的,有效帮助诉讼分流,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非讼调解法制化,二是非讼调解效力性。第一个问题已然解决,第二个问题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九十四条、一百九十五条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明确了经司法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与其它司法文书同样的强制执行力,以及调解协议确认无效后的救济方式。但是,从现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安排看,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尚未明确。本文拟从司法确认理论观点、司法实践及实然机制的建立入手探讨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问题,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作为我国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接的桥梁作用。
全文共计9811字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数量呈倍数级增长,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这些纠纷的迅速化解,各种类型的非诉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相继出台的《人民调解法》和最高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司法确认制度,使得人民调解这朵被西方人誉为“东方之花”的奇葩,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到创新社会管理中。美国学者科恩曾经指出:“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1)。”作为调解制度和诉讼制度效力衔接的司法确认制度不仅是司法改革最大的亮点,它还赋予了非诉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增强了调解协议的公信力,它不仅符合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潮流和趋势,更顺应了构建社会主义法治需求。但是,从现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安排看,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尚未明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九十四条、一百九十五条中相应的规定,也只是明确了经司法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与其它司法文书同样的强制执行力,以及调解协议确认无效后的救济方式。
一、    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理论观点集萃
调解制度是指“在第三方的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2)。主要有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四种类型。要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法律效力进行法理学分析,就必须首先对该制度的内涵作一个科学的界定,为后续的研究和制度完善打下基础。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衔接意见》、《人民调解法》还是《若干规定》,均未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作出明确定义。目前在学理界和实务界也均无对此创新制度的权威定义,笔者认为,“司法确认”应是法院对某种事实的承认,结合字面解释和实务界对司法确认的改革实践,当前我国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指的是人民法院为推进多元化解决纠纷,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司法审查来确认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对合法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以司法强制力保障其执行的司法制度3)
第一种理论观点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等同于其强制执行力。正是由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内涵重点突出了有效的调解协议有司法强制执行力这个特征,因此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在现有研究的众多论著中,都被简单地等同于司法确认的强制执行力,如唐力在《非诉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2011 年发布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规定了可以通过司法确认解决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了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4);李秀梅在《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察》一文中也提到,“定西创新”使得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得以固定,然而无论是“定西创新”还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2009 年《若干意见》),仅仅是赋予了调解协议于司法确认后有了强制执行力,简单来说,就是“诉前司法确认机制”就是将原来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纸调解“协议”,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便等同于人民法院的直接判决,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执行力不只是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核心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全部内容。当前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探讨非常欠缺,相应的制度设计也比较粗疏。因此,这种观点忽略了对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相关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司法确认被赋予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是什么?确认决定书是否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有无对于司法确认制度分别会产生何种影响?
第二种理论观点司法确认与判决、裁定、调解书等司法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5)。第二种观点针对上述问题,认为法院对调解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后,当事人不得就相关内容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得受理相关内容的起诉。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就如同法院的生效判决一样具有拘束力、执行力、形成力及确定力。其中,实质上的确定力又称为既判力,即“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6)。”法院调解作为一种调解类型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然而对于法院调解有无预决效力,众多学者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论断,第二种观点也是我国台湾地区的主流观点,认为要考察经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就需要认真研究诉讼上和解的效力,根据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和解成立的,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台湾地区的一般学说认为和解有羁束力、形式确定力、执行力。而和解是否具有实质确定力,也就是既判力方面,这一观点认为只要不是以不法或不能事项为内容,或者以违背公序良俗事项为目的,或者有无权代理等情形时,该和解为无效,当事人可以主张在该范围内和解不生既判力,也就是说,以和解内容正当为前提承认既判力。我国台湾地区,法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核时,要进行必要的实体审查,因此经核定后的调解协议具有一定的既判力也是合理的。
第三种理论观点司法确认裁定应当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的既判力。司法确认是通过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审查,将只有合同效力的人民调解协议“化身”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确认决定书。即法院对调解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后,当事人不得就相关内容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得受理相关内容的起诉在法院调解过程中,程序因强调合意而遭到弱化,因而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不如审判过程那样严格、规范,这种弱化必然体现在既判力上,即没有经过严格程序过滤而确定的事实和权利义务,不具有预决效力,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一是司法确认制度本身化解纠纷的制度性效力。司法确认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民众简便、快捷、经济和彻底地解决纠纷,同时促进以人民调解为主体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使其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如果作为司法确认程序最终成果的确认裁定书不具有消极意义上的既判力,那么就意味着当事人在确认程序结束后,依然可以就同一纠纷再行起诉。换言之,就是调解协议经过确认程序之后,除了增加了强制执行力外,依然与普通民事合同无异;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依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随时可能陷入纷争再起的境地。对当事人而言,造成时间和精力无谓的消耗,最后导致当事人失去利用司法确认程序的兴趣和热情;于法院而言,也是一种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显然与司法确认制度设立的目的背道而驰。二是司法确认中当事人程序保障的自我责任。尽管司法确认程序并不具有普通审判程序一样的程序保障,但依然存在产生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基础,即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既然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共同自愿地选择将协议交由法院确认,那么就应该承认法院作出的确认裁定书,并自觉接受其对自己的拘束。这是民事领域处分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必然要求。因此,赋予确认裁定书以消极意义上的既判力,是一种必然选择。
    第四种理论观点部分司法确认有预决效力。这个观点是折衷观点,赋予了司法确认极大的自愿裁量权。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执行力不存疑义,但其既判力却是有争议的。即使承认其有既判力,这种既判力也是相对的,在存在无效和可撤销事由时,当事人可以向原法院提起宣告调解无效或者撤销调解之诉。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以笔录方式对和解协议的确认不具有既判力。这种笔录只能具有可以签发执行根据的效果。这种形式的确认判决文书具有行政性质,不是一种诉讼性质的裁判决定,法官只不过对协议予以见证,而并不赋予其既判力。当事人可以经本诉途径对其提出攻击,但不能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第三人也不能针对其提出取消裁判的异议。在我国法律对法院司法确认决定是否具有既判力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我们不能从既判力的概念出发寻找是否具有既判力的答案,而必须在现实和需求中寻找线索。既判力不是判决裁定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法律赋予的。是否通过立法赋予司法确认决定以既判力,并不是绝对的,既可以赋予,也可以不赋予,关键看两点因素:第一,赋予既判力是否有利于公正地解决纠纷;第二,赋予既判力是否有利于有效率地解决纠纷。一个调解协议,如果法官并未对其合法性、自愿性进行必要审查,就赋予其既判力,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并不公正,对案外人或公共利益而言,则存在更大的受损风险;如果一个调解协议,经过法官必要审查(投入足够的司法资源),确保了其合法性和自愿性,但对调解协议的确认决定仍没有任何既判力,就会使法律秩序处于不确定状态,不断提起的诉讼也会使前期投入的大量司法资源付之东流。而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其被赋予的效力显然不具有上述效力。所谓和解为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的方式,因而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核心,法院不过加以斡旋,且就和解的内容作形式上的审查而已,并未令当事人就和解是否存在有瑕疵提出充分的攻击防御方法后作出诉讼上的判断,故不能承认诉讼上和解有既判力以遮断当事人瑕疵之主张7)”,其原理也适用于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立法及司法解释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强制执行力上,即对于通过非讼程序加以审查并确认的调解协议,其法律效力主要表现为执行力,其执行根据是司法确认决定书,属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所规定的其他应当由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调解协议是司法确认决定书的附件,通常是其经司法审查能够予以确认并执行的内容,不一定是整个调解协议或其全部内容8)
二、    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司法实践演变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确认制度也是随着调解协议的效力变更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完全依赖当事人自觉履行阶段。1982年《宪法》第111条第二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为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奠定了宪法基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工作。当事人对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履行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调解中如有违背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从此,人民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产生了紧密的联系。1991年4月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对此做了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及当时的司法实践来看,人民调解协议是指发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在第三方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为解决民事纠纷而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当事人双方签字或盖章的书面协议。人民调解协议的实现,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觉,调解协议的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缺乏法律强制力的保障,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二是“双方合意”的民事合同性质阶段。仅仅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很难保证人民调解协议的实现。面对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首先突破传统规定,认可了人民调解协议是具有“双方合意“的民事合同性质的法律效力。例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规定,人民调解组织的合法调解协议将被法院作为证据采纳9)。2002年7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是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具有合同效力10)。2002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吸纳各地各级法院创新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首次明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若干规定》第一次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确定为“双方合意”的合同性质,司法确认制度在这一阶段有了最初的原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案件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三是部分有“法律约束力”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各地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巧妙试验,将人民调解协议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督促程序”进行嫁接使用。2004年、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两度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要求“依法适用督促程序”,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配合”,“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人民调解陇议向人民法院申清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及时发出支付令”。这样,人民调解协议便捷执行的途径渐渐明朗起来其次,人民法院可以将人民调解主动吸纳到民事审判工作中来。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法律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至此,一部分人民调解协议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司法确认,同民事判决书、调解书一样获得了法律确定力。
四是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定西创新”。提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程序,就不能不提到这一制度的探索者——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甘肃省定西中级人民法院创立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制定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该意见规定:“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等非诉调解组织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调解达成协议后,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协议合法有效,出具法律文书确认该调解协议,赋予该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制度。确认文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不能反悔,不能另行起诉;如果一方拒绝履行,另一方可依据确认文书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简单来说,“诉前司法确认机制”就是将原来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纸调解协议,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便等同于人民法院的直接判决,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11)。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若干意见》,完全吸纳了“定西创新”,统一确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名称并面向全国实施这项制度,使这项制度有了明确的政策参考,其对促进人民调解制度在新时期的发展以及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突破性的指导意义。这一阶段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基本成型了。
五是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立法确立阶段。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亟需从国家立法层面予以调整。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它的主要价值就是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和司法确认制度。《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该法第33条中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清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清强制执行。”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概括出司法确认是由法院启动司法审查快速确认程序,对协议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符合确认条件的,则以人民法院有关法律文书的形式固定调解成果,赋予其法律强制力。这是近年来人民调解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人民调解的一座里程碑,是运用司法机制对人民调解给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措施。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司法确认案件的法律文书形式由确认书调整为裁定书,该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条赋予人民法院作出调解协议有效的裁定具有法律执行力。至此,人民调解内容第一次进入我国诉讼法典,但是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明确确认裁定的内容是否具有既判力呢?
三、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缺陷及完善机制
司法确认的主体为法院,司法确认的具体审查为法院法官,因此,除双方当事人外,法官之中立裁判者的地位使其对司法确认的评价更具客观性。理论上,司法确认虽已被称为融合民事纠纷之法官的精英型化解与社会的大众型化解的完美媒介,但在司法确认的具体运行过程中,确实还存在立法及实践层面制约其发展的诸多问题。
(一)立法缺陷
1.立法数量明显不足。目前,人民调解法第33条和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第195条是司法确认制度在基本法层面的全部法律渊源;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1]5号若干规定作为规范司法确认具体流程最具体系性的法律渊源,其全部规范也不过 13条。显而易见,16个法律条文难以对这一新型衔接机制做出完整规范。此外,若针对各种诉外调解协议进行更具类型的分析,司法确认立法数量不足的窘境将更加凸显。司法确认的性质、司法确认的审查部门、司法确认决定书是否发生既判力等诸多问题尚未在立法中得以明确。
2.立法层级亟待提高。目前,司法确认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基本法和司法解释两类。但是从法条数量上分析,司法确认绝大部分内容被规范在了司法解释层面。虽然,司法解释作为我国特有法律渊源的正当性不容否认,但是制定司法解释毕竟不能与传统“立法”简单等同;从颁布时间上来看,司法解释往往后于“立法”;从法律效力上来看,司法解释不得与法律冲突,司法解释更强调在遵照既存法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阐释”,而立法则更强调从无到有式的“造法”。因此,司法确认法律体系主要由司法解释构成将直接导致问题的出现。
3.立法内容仍具争议。自2007年该制度创设以来,有关司法确认的理论思辨就未曾停歇。争辩的焦点在于对于是否赋予诉讼调解以既判力所据以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这涉及既判力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既判力正当性的根据是什么?对此,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说。该说认为,既判力是民事诉讼制度为实现其解决纠纷目的所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装置。如果没有既判力,确定判决的判断就会随时被推翻,败诉的当事人就可以对纠纷反复地进行争议,纠纷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二是程序保障下的自我责任说。该说认为,当事人一旦在前诉中获得程序保障,就产生了在前诉中应当尽力提出主张及证据的自我责任,如果当事人不能把握程序保障的机会,就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三是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自我责任二元根据说。四是国家审判权说。该说主张,终局判决的判断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因此,国家审判权是既判力产生的根据。而且,即使是在相关立法出台之后,对该项制度之立法内容的科学性也有争议。部分学者主张该类法律文书具有既判力,“既然对民事纠纷的实体问题已经做出了终局解决,并且这种解决获得国家正式制度上的承认,就不该对此案件由民事诉讼再次解决,这种做法不仅符合既判力的精神,而且也是在民事诉讼制度上对其他解决纠纷方式的尊重和支持”;而亦有部分学者认为既判力的真正根基在于正当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司法确认作为一种非讼程序仅通过不包括任何实质性辩论的审查程序就将诉外调解协议转化成为执行依据,显然并没有完成足以赋予其结论以既判力的 “正当程序”,“从程序保障的角度而言 ,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必须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才能完成 ,否则就无从谈起”12)
(二)实践缺陷
1.当事人对司法确认的认识仍显不足。当事人作为司法确认的具体应用人,对于司法确认机制的接纳和认可才是该项制度得以存活和发展的根本。然而,在这一方面,基于该项制度运行的时间较短、诉外调解协议质量往往不高、法律渊源多集中于司法解释层面等多重原因的综合影响:当事人对司法确认制度的“认知度”不高、“认可度”亦不足,当事人双方能够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比例较低,任何一方当事人只需不同意对方当事人的司法确认申请就可以使诉外调解协议无法获得确认,这种立法设置大大降低了司法确认的实践效果(详见图1的调查问卷)13)
2.人民法院对其在司法确认中角色定位尚欠明晰。人民法院与诉外调解机构在司法确认制度中的职责不分明:前者负责调解协议的审查和确认,后者负责民事纠纷的具体调解。但是,我国诉外调解机构水平不一以及调解员素质参差不齐,在这样的背景下,诉外调解机构业务指导者的角色容易使法院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法院容易过度干预诉外调解。人民法院为保证调解协议的正当性而过早干预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对于诉外调解的宏观指导往往流于表面,审判人员“跟着质效评估数据‘指挥棒’走,不愿花力气经常下基层推进和指导诉调对接”的现象比较明显。
3.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民事纠纷的诉外调解机构比较多元,但几乎所有的诉外调解机构均面临调解员素质参差不齐、诉外调解质量不高的问题,而诉外调解协议的质量又将在公正和效率方面对未来的司法确认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提高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质量已成为司法确认发展中的关键所在。
四、司法确认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加大司法确认制度的宣传力度
随着现代诉讼理念的兴起,注重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解决民事纠纷逐渐成为各国共识,从这个角度分析,司法确认的创设无疑契合了这样一种国际化视野。我国的司法确认制度在借鉴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德国的诉前强制调解以及日本的调停制度等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重在发挥我国诉外调解在纠纷解决中所特有的和谐性、便捷性优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老百姓宣讲纲常道德。新生事物的推广通常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历经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司法确认制度也不能例外。“当事人的认可度不高”成为影响司法确认工作的最突出原因。
(二)完善司法确认制度的法律体系
目前,司法确认制度尚属于一种较为新型的民事诉讼与诉外调解的对接机制,因此,需要结合其自身特点逐渐完成司法确认制度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其他民事诉讼与诉外调解的对接机制相比,司法确认职权化特色突出,不能适用调解和再审。此外,司法确认的特点还包括:(1)对象的有限性;(2)启动的合意性;(3)审查的非讼性;(4)终结的二元性。司法确认制度的上述特点均要求对其完成更为体系化的法律规制。结合前文所述司法确认制度现有立法层级较低、数量不足、内容之科学性尚存争议的弊端。未来在完善司法确认法律体系方面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司法确认的立法等次;第二,增加人民调解协议之外其他诉外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相关立法;第三,解答司法确认制度的疑难问题。
(三)调整人民法院的内部工作机制
人民法院需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1]5号(若干规定)开展司法确认工作,充分发挥司法确认快速立案、即时结案、程序简单、操作便捷的制度优势,以尽快理顺有效平衡效率价值和公正价值、无缝对接民事诉讼与诉外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机制。人民法院各职能部门需进一步调整其工作机制,在坚持权责明晰、互相配合的基础上促使司法确认制度良性发展。
(四)提升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质量
调解协议的质量就提前定义了司法确认制度在实践效果方面的决定作用,因此要注重从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剖析诉外调解协议质量不高的深层原因,在人力和财力两个层面加强诉外调解机构的建设从而切实提升其调解民事纠纷的工作质量成为促进司法确认制度发展的最大关键点。
 


1强世功:《调解、法治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设2001年版,第88页
2江伟、杨荣新:《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舒秋普:《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法理思考及制度完善》,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
4唐力:《非诉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2页
6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7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2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五)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和执行的。
9北京丰台法院赋予合法调解书以法律效力,载news.sina.com.cn/s/2001-09-28/367675.htm1,于2013年6月6日访问
10上海成为第一个人民调解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载www.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7-10/content 477167.html, 于2013年6月6日访问
(11) 高继宗、朱红霞:《司法为民的“定西创新”》,载定西日报2009年11月10日版
12向国慧:《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完善与发展——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11年07期
13陈浩:《司法确认制度完善研究——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3年01期